加强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

    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大多数农民工尚未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在工作生活中面临诸多困扰与问题，极易经历各种负面情绪和心理健康问题。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不仅关乎农民工自身的健康福祉，也影响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本研究基于2014年原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心理疾患水平（消极心理状态）和生活满意度（积极心理状态）两方面综合考察农民工心理健康的状况及影响因素。音乐放松椅

　　农民工心理疾患水平不高但生活满意度偏低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心理疾患水平、生活满意度均显著低于在业的市民和城—城流动人口。一方面，比较而言，农民工偏重物质型、生存型需求，市民、城—城流动人口则更注重精神型、发展型需求。因此，后者的生活期望和社会比较标准较高，更容易产生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感、相对剥夺感等不良情绪和心理压力，造成其消极心理状况。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社会福利差距和权益区隔，在就业、住房、子女入学、医疗、养老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给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带来阻碍与挑战，对其积极性造成一定打击，增加了农民工的失落感和挫败感，导致其积极心理状态欠佳。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存在一定的结构差异：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后，男性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女性；年龄越大，农民工心理疾患水平越低，生活满意度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心理疾患水平越高、生活满意度越低；不在婚的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在婚农民工；流入时间越长，农民工心理疾患水平越低；跨市、跨县流动的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从事自营劳动的农民工的心理疾患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均高于受雇农民工。

　　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

　　我国城乡人口流动是典型的经济驱动型迁移，大多数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改善自身经济状况。较好的经济状况可以降低农民工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和生活压力的可能性，并使个体掌握更多的灵活性资源以采取保护性策略抵御风险，对农民工心理健康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具有较高客观物质条件（如月收入、拥有房产）的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具有较高主观自评经济地位的农民工的心理疾患水平较低，生活满意度较高。

　　流动本身伴随着文化环境的转变，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再社会化”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来自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文化冲击。当个体不能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时，会遭受较大的适应压力和消极情绪，农民工如何实现文化融合，使自身与城市主流社会相协调，对其认知、情感、心态等内在心理状况均具有重要影响。研究显示，家乡文化保持程度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正相关；具有较高的流入地文化接纳程度、城市归属感的农民工的心理疾患水平较低，生活满意度较高。

　　农民工进城务工后也面临着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变与重构。社会关系网络为个体提供资源、信息与社会支持，引导、规范着个体的健康行为，也影响着个体归属感、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的形成。分析表明，有家人随迁的农民工的心理疾患水平较低；与市民交往融洽的农民工心理疾患水较低，生活满意度较高。

多措并举提升农民工健康福祉

　　加强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提升农民工健康福祉，不仅是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

　　第一，依据“大卫生”“大健康”观念，将心理健康融入所有社会政策。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深入推进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贯彻落实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促进行动计划，把农民工心理健康促进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纳入民生建设，研究和确定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项目的实施方案，科学建立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统筹指导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工作。

　　第二，在宜居城市建设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为农民工心理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打造公平公正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维护其合法权益。积极搭建对话平台，鼓励文化之间的交融，保障农民工平等享有社会组织、社会活动参与权利，特别是发挥好基层政府的创新作用，注意为农民工提供灵活多样的利益表达途径和诉求渠道。

　　第三，加强面向亚健康人群、健康人群的初级预防措施，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意识和心理保健能力。农民工心理卫生服务不仅包括精神疾病的预防、医疗和康复，政府和社会还应加强对农民工心理卫生的宣教活动和早期干预，通过电视、电台、微信、微博、门户网站等渠道，采取入户走访、义诊宣传、讲座培训、团体活动等方式，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心理健康服务多样性。

　　第四，以企业和社区为两大阵地，推进心理健康促进项目，扩大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覆盖面。一方面，凭借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网络资源，推进初级心理健康教育、咨询、诊断等基础工作，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另一方面，协助企业建立内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设置心理咨询室，培训心理健康服务队伍，建立心理援助及心理行为干预机制，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心理健康防治指导和转诊服务。